内容提要：从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考察，《祝福》中的矛盾冲突包括内在矛盾冲突（即人物内心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和外在矛盾冲突（即人与人的冲突和人与环境的冲突）。人物内在矛盾包含鲁四老爷精神世界中儒教和道家的冲突；柳妈的伪善和冷酷之间的矛盾；“我”对祥林嫂想要拯救和最终懦弱逃避的矛盾。外在矛盾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冲突包括：拥有家族控制权的婆婆和大伯与祥林嫂之间逃跑与绑架、逼婚与抗婚的矛盾；顽固守旧的四叔和具有朴素民主主义思想的“我”之间的矛盾；传统陈腐的鲁四老爷和向往美好生活的祥林嫂之间的冲突；怂恿捐门槛的柳妈和不准祝福的四婶之间的冲突。外在矛盾中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包括：沾溉民主进步思想的“我”对封建习俗根深蒂固的鲁镇的逃离；勤劳善良、向往新生的祥林嫂与麻木无聊、自私冷漠的鲁镇生存环境之间的对立；祥林嫂寂然死去的悲惨命运与鲁镇祝福热闹气氛的反差。内在和外在矛盾的同生共存，折射出新旧思想的差异，人性善恶的美丑，尊严体制的角力，儒道佛文化的博弈。

关键词：新旧思想   人性善恶   尊严与体制   儒家与佛道   矛盾冲突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祝福》中的祥林嫂如何被“吃”掉的呢？一般的解读大都基于社会学（阶级层面）角度，得出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对人物命运残酷摧残和迫害的结论。其实如果跳出单一狭隘的阶级分析法，运用多元阐释和发散思维解构，祥林嫂悲剧人生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多重原因。

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家皮埃尔·马歇雷认为：“小说就是对观念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小说本身就是对矛盾的一种反应，它的独特价值在于把握矛盾的方式。”结合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考察，《祝福》中的矛盾冲突包括内在矛盾冲突（即人物内心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和外在矛盾冲突（即人与人的冲突和人与环境的冲突）。综合全文信息和矛盾冲突主客体来看，《祝福》包含如下矛盾对立结构：内在矛盾包含鲁四老爷自身精神世界中以礼教为核心的儒教和道家的冲突；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伪善和“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的冷酷之间的矛盾；“我”面对祥林嫂询问魂灵有无的想要拯救担当和最终又含糊其辞的懦弱逃避的矛盾。外在矛盾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冲突包括：拥有家族控制权的婆婆和大伯与祥林嫂之间逃跑与绑架、逼婚与抗婚的矛盾；顽固守旧的四叔和具有朴素民主主义思想的“我”之间的矛盾；封建思想浓厚的鲁四老爷和渴望改变命运、向往美好生活的祥林嫂之间的冲突；一心向佛，怂恿祥林嫂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柳妈和拒绝祥林嫂“去拿酒杯和筷子”的四婶的冲突。外在矛盾中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包括：沾溉民主进步思想的“我”与沉闷压抑、封建习俗根深蒂固的鲁镇之间的背离；充满生活热情、渴望过上正常生活的祥林嫂与麻木无聊、自私冷漠的鲁镇生存环境之间的对立；祥林嫂寂然死去的悲剧命运与鲁镇“爆竹声联绵不断”的热闹气氛的反差。内在和外在矛盾的同生共存，人和人之间的纠葛冲撞，人与环境之间的对峙冲突，这仅仅是显露于文本中的矛盾的外在形态，其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新旧思想的差异，人性善恶的美丑，尊严体制的角力，儒道佛文化的博弈。

1. 进步思想与愚旧观念的冲撞

小说中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首先表现在四叔和“我”之间。文中的四叔是怎样一个人？作者是如何刻画他的性格？先用白描式手法交代他的身份特征和思想意识，“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大骂其新党”，“我”的接触感受是“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接着侧面细节描写了他的书房：中堂朱拓的“寿”字，脱落、松卷的对联，凌乱、残缺、陈旧的书籍，至此一个思想顽固、政治保守、不学无术、冷酷伪善的浓黑身影浮现于眼前。正是作为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我”与四叔观念迥异，话不投机，才暗下决心“无论如何，我决计要走了”。四叔和“我”的隔膜与障碍源于落后与进步、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对立。

其次小说中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还表现在祥林嫂和“我”关于魂灵、地狱有无的对话。“我”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有一定反封建倾向的现代知识分子，对鬼神魂灵的有无自然是明白确定的，文中虽有“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但那只能算是息事宁人、懦弱逃避的美丽谎言而已。祥林嫂反复追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和“那么，也就有地狱了”，既表明了祥林嫂精神崩溃、百无聊奈的人生困境，也暗示了她被封建神性禁锢之深，直到死前还把与家人的团圆、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寄托于地狱和来世。“我”与祥林嫂的问答和僵持，其本质为科学与迷信、知性与愚昧的冲突和对话。

2. 人性善美与麻木冷酷的映照

小说中人性善恶的矛盾冲突集中表现在“我”与冲茶的短工关于祥林嫂死讯的不同反应，以及勤劳坚强、渴望新生的祥林嫂与麻木失声、无聊冷漠的鲁镇人之间。当隐隐约约听到祥林嫂的死讯时，“我”和短工的反应截然不同。“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表明“我”是非常关注和在意祥林嫂的生死的。“我”是“赶紧的问”，短工是“简捷的说”；“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短工却“始终没有抬头”；“我”问“什么时候死的”，短工回答“我说不清”；“我”急切地想知道“怎么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从这四问四答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我”对祥林嫂命运的关切，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者的怜悯和温情，这是人所应当具有的基本伦理道德和普世精神，也是人性光亮的体现。短工敷衍式的回答，无所谓的态度和漠然的表情，则宣示了一个“熟人”对另一个“熟人”的熟视无睹，一个“同人”对另一个“同人”的漠不关心，这是社会公德的丧失，也是人性良知的泯灭。人性的善恶美丑在“我”和短工的问答中渐次呈现，反复搏杀。

    如果说祥林嫂的死与短工的麻木冷漠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鲁镇上其他人在祥林嫂悲剧人生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对于改嫁后的祥林嫂，“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对于祥林嫂反复讲述阿毛的故事，男人“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老女人“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可见鲁镇上男女老少几乎都是以局外人的“看客”身份来观看赏鉴祥林嫂曲折“精彩”的人生，以袖手旁观、冷漠麻木的人性态度对待她的悲苦命运。事实上这种群体性的人性的沦丧和堕落是和祥林嫂自身对生活的勇气态度截然相反的。初到鲁镇时，“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表明尽管死了丈夫祥林，但她勇敢面对生活的磨难，走出了丧夫的阴影，找到了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美好生活。后来再嫁贺老六，“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母亲也胖，儿子也胖”，“她真是交了好运了”，从卫老婆子的介绍中得知，此时的祥林嫂正处于人生中最惬意、最幸福的“春天”，不难看出她对家庭是多么珍惜，她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亲人的眷念，对生活的期盼，构成了祥林嫂人性中最美好的德行，最纯真的情愫，最亮丽的风景，可这一切在人生变故，在鲁镇扭曲畸形的人性和心理环境中轰然坠地，灰飞烟灭。祥林嫂在人性的善良与冷酷、阳光与晦暗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最终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3. 生命尊严与体制禁锢的抗争

祥林嫂一生虽屡遭吞噬和打击，但也有不向生活低头、不向命运屈服的反抗。她的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情节:不忍婆婆的压迫逃出婆家；逼嫁时抗婚；捐门槛赎罪。祥林嫂的对抗主要体现为她与婆婆之间追求新生和从一而终、不嫁与再嫁的分歧，她与鲁四老爷、四婶之间参与祝福和不准祝福的矛盾，她对过去不堪回首的生活的告别，对赎罪后新生活的憧憬。祥林嫂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冲破三从四德的思想藩篱逃出婆家，就是想要以自己的勤劳来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一种没有控制和管束的有尊严的生活；她之所以在逼婚时誓死不从、以头撞案，就是不想逆来顺受地接受被人肆意摆弄的婚姻，她渴望拥有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有尊严的感情；她之所以不惜花费十二千的大钱、“急得流泪”的执意去捐门槛，就是想“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从而象正常人一样的快快乐乐的有尊严的生活。可这一切美好的愿望、做人的尊严全被以婆婆为代表的族人压制和剥夺，他们之间的矛盾究其实质为个体生命尊严与强大的封建家长和宗法制度的冲突。

祥林嫂与鲁四老爷和四婶的矛盾则是小说着力表现的另外一场个体人格尊严与顽固的封建礼教的对抗。以鲁四老爷和四婶为代表的风俗习惯、礼法制度的维护者对祥林嫂的摧残和毒害主要体现为三次“皱眉”和两次“拒绝”。当祥林嫂丧夫以后怀揣新的人生希望来到鲁镇做工时，四叔“皱了皱眉”，“讨厌她是一个寡妇”。四叔为何“皱眉”呢？寡妇的身份是不吉利的，与严肃的祭祀祖宗的气氛不相吻合。在猜测到祥林嫂可能是“逃”出来的时候他又一次皱眉，并说出了“这不好”的担忧，因为逃跑的举动与“夫死从子”的礼法古训相违背的。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有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妇者，服也”。当祥林嫂再嫁，他认为“败坏风俗”，不能容忍，害怕玷污祖先，暗暗告诫四婶“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对于祥林嫂改嫁和捐门槛以后参加祝福的态度，四婶“慌忙”的语气也由“祥林嫂，你放着罢”发展到“你放着罢，祥林嫂”，拒绝的语气越来越强烈，反对的态度越来越鲜明。祥林嫂受到的打击也由“疑惑的走开”、“坐在灶下烧火”逐步加深到“炮烙似的缩手”，“失神的站着”。祥林嫂希望以自己勤恳的劳动来重树生活的信心，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来担当应尽的责任，以真诚友善的态度赢得他人的尊重，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对生命尊严的呐喊被铁铸一般坚硬的习俗礼制击得粉身碎骨，荡然无存。从某种意义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个体生命尊严与不合理的社会体制斗争的历史，对生命尊严和人格权力的捍卫既体现于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里，也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4. 儒家文化与佛道精神的博弈

儒家文化与道家思想的冲突主要表现于鲁四老爷自身的言行矛盾中。从书房装饰来看，壁上陈抟老祖写的大“寿”字足以证明鲁四老爷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崇尚养生之道，主张清虚自守，修身养性，对长寿的追求，对心性的调养，是鲁四老爷对道家文化理念的追随和践行。“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品节详明德性坚定”的松脱对联，以及案头下杂乱堆放的《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则表明了鲁四老爷对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的亲近与膜拜。从其思想构成和文化背景考察，儒道并存，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他复杂而又矛盾的精神世界。正是因为矛盾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支柱驱使，他在对待祥林嫂的悲剧人生中判若两人，表里不一。遇事本应通达，为人理当详明，但对于祥林嫂的守寡、出逃和改嫁，他却嗤之以鼻，冷眼相待，一次又一次的“皱眉”忌讳，一次又一次的提防和告诫。道家的遵从天性、顺乎自然与儒家礼学中的三纲五常、忠贞节操在鲁四老爷内心深处强烈地碰撞着，这是两种人格的撕裂，也是两种文化的对阵。

儒家与佛家的对峙表现在柳妈自身对待祥林嫂再嫁后遭遇人生重大打击的矛盾心理和言行中。柳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吃素，不杀生”的“善女人”，但对于“不合算”的祥林嫂，她却怂恿她“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为什么“善女人”却成了鼓动他人寻死觅活的凶手？因为在柳妈看来，祥林嫂再嫁辱没了一女不嫁二夫的贞节观，是妇女伦理之大忌，与其背负一世罪名，不如以死明德。柳妈前后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佛家的伪善和礼教的守节之间的文化分裂将无所适从的祥林嫂进一步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其次，儒家与佛家两种文化的交锋还体现在柳妈和四婶对捐了门槛后的祥林嫂产生的不同认知中。受佛家因果报应、天地轮回思想的影响，柳妈认为祥林嫂如果到土地庙捐了门槛，就赎清了玷污贞节的罪名，免去了尘世自我忏悔的痛苦，就可以轻轻松松、干干净净地去正常劳动和生活。当她“做得更出力”、“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的时候，深受礼教“反对改嫁，捍卫名节”观念濡染的四婶，断然拒绝，“叫她走开”。祥林嫂在柳妈可以祭祀和四婶不准祭祀的矛盾决断中苦苦挣扎，在佛家寄托来世和礼教不干不净的文化心理中不能自拔。于是乎，“眼睛窈陷”、精神不济的祥林嫂只能犹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走到生命的尽头。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写到：“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祥林嫂的“被吃”固然与鲁镇上大大小小的人物和令人窒息的环境有关，但真正操控这些人物和环境的却是一支支“无形的手”，这“无形的手”是思想观念的碰撞，是人性善恶的抗衡，是生命尊严对体制的翻越，是儒道释文化传统的激荡，小说中的“我”、鲁四老爷等鲁镇所有人都没有也无法化解这错综复杂的纠葛和矛盾，因而祥林嫂的死是必定发生而不可改变的。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因矛盾而死，因冲突而亡，那现实生活中活于当下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对待和处理自我、他人、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呢？怎样审视和解析思想、情感、伦理、人性、法理、风俗、文化等方面的诸多困境和对立冲突呢？想必每一位有思想、有行动的读者都能从《祝福》的深广内涵里、从祥林嫂的人生案例中汲取智慧，找寻答案。